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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长心理学研究的反思

编辑:徐州思锐家教咨询有限公司  时间:2012/03/31  字号:
摘要:对专长心理学研究的反思
教育心理学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心理学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习与教学的规律,内容涉及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学习理论及其应用、教学与教师心理等。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经历百年,其中发生三次变革,即从行为主义革命到认知革命,再到社会文化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对上述主题内容的理解。近三十年来,该学科发展尤为迅速,出现众多观点并引申出各类学与教的方法,如建构主义、情境理论、自我调节、学习共同体、内隐学习、研究性学习、合作学习、互惠教学等。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念和实践,我们不禁要问:教育心理学发展至今,其中前因后果是什么?其内在必然性与逻辑性是什

么?

  从一般的认知理论到专门领域的认知理论,从去情境化实验室任务操作到情境化实践活动,在教育心理学发展的上述转变中,这样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该学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出有助于学生学习的“处方式”理论,但要达到该目的,必须全面而深入理解能力心理、学生心理、学习心理、教学心理及评价心理等;而在各学科领域(如语文、外语、数学等)提出科学而有效的学习与教学理论,必须先界定学科领域任务,分析任务操作所需的主要认知过程,探讨个体如何获得这些认知过程,以及探寻促进这一学习过程的方法。由此,始于认知科学中对人类高水平思维过程及其获得的研究,即专长研究,在教育心理学学科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与西方学界所达成的学科共识相比,国内学界对专长问题的漠视,则凸现出我们的研究窘境:面对国际上层出不穷的新口号,更多只能采用亦步亦趋的研究策略;对各理论间的承转起合,由于较少关注,所以更多为“依葫芦画瓢”。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对国际学界发展大趋势——教育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相关主题的融合,由此反映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渐次模糊——仍然知之甚少。因此,专长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从学科内容自身的逻辑框架,来重构出我国教育心理学学科的新体系,形成真正意义上“处方式”学与教的新理论和新实践。

  在面对国际学术思想时,结合国内教育实践,我们教育心理学界的“担子”更为沉重,需要对国内实践操作中众多值得商榷,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进行深刻反思与勇敢纠偏。教育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各领域合格出色的人才是怎样形成的,又怎样将学生培养成胜任各领域要求的人,乃至该领域的专家。在传统素质教育的框架内,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内涵、标准及其培养,大多停留在宏观描述与阐释水平,较少从中观与微观层面来分析教育应培养怎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一类问题。“素质”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些理念与措施处于“盲者摸象”的境遇。

  所幸,在计算机科学、脑科学、人才学等领域,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一直在致力于揭示专家成才的奥秘。仅心理学领域来分析专家行为的实质及其成因,就已初步积累了一些资料,开始对“素质”、“能力”及“人才”等概念做出科学解释』p:人的能力包括高水平能力在内,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只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就能正确理解各类专家“不可思议”的行为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为合理地培养人的各种能力,造就各类优秀人才,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

  时至今日,专长心理学研究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总结出专长的一些特征,初步揭示出调节专家行为的认知机制或认知结构,并提出描述专长发展的模型。这些工作正如前面章节所阐述一样,已开始影响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学、人工智能、社会心理学等。但是,该领域研究的迅速发展不能掩盖其中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专长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还处于“混沌”状态,这直接导致不同结果或结论的不一致甚至冲突,制约了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章将就专长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初步反思,引申出专长研究与教育心理学的关系,阐述其可能的教育含义。

  一、从一场辩论谈起:调节专家记忆的机制

  2000年,在美国PsychologicalReview(心理学评论)期刊上,同时刊登了三篇关于记忆中专长效应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共述一个主题:专家是怎么记忆的以及调节专家记忆的机制或结构是什么?在这个主题下,分别介绍了各自对专家记忆进行解释的理论——Ericsson等人的LTWM假设,Simon等人的EPAM模型,Vicente等人的CAH理论(Con•straintAttunementHypothesis,限制适应性假说)——并对其他理论作出批评。

  从根源上,这场争论的直接导火线是Vicente&Wang在Psycholog-icalReview(1998)上发表的一篇文章“AnEcolo妒c址TheoryofExPediseEffectsinMemoryRecall”。在该篇文章中,Vicente&Wang对以往有关专家型记忆假说的理论进行逐一评述,例如Chase&Simon的组块理论、Chase&Ericsson的熟练记忆理论、Ericsson的LTWM假说和Simon的EPAMⅣ模型(以及后来引申出的Gobet&Simon的“模板理论”)等,并认为上述这些理论都存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限制适应性假说(CAH,ConstraintAttunementHypothesis)。

  1.CAH理论

  在回顾以往有关专家记忆的理论时,Vicente&Wang认为,LTWM假说能解释的例子,大多来自“所记忆刺激是实质性任务(intrinsictask)的领域(也就是,任务本身是专长领域内一个明确特征)”,例如下盲棋,记忆餐馆菜单,记忆数字等。但是,记忆应该还涉及一类虚构任务(contrivedtask)(也就是,任务本身不是专长领域的一部分),而专家在这类任务上的记忆表现,也应是专长心理学探讨的重点。例如,在山Groot实验中对大师记忆棋谱的研究。因此,Vicente&Wang认为,LTWM中所假想的检索结构,只适合于实质性任务,并不适合于虚构性任务,因而“不能对记忆现象中的专长效应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①。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EPAMⅣ的模型。

  在此基础上,Vicente&Wang认为,以往对专家记忆的解释,大多是过程式理论,是一类旨在回答记忆中专长效应是如何发生的理论。这类过程式理论的观点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即:当呈现“自然性”材料时,专家比新手好,而当呈现随机材料时,专家的记忆水平降至新手。但是,这类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记忆中的专长效应,究

  

  其原因,主要有三条:(1)研究者对某些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例如,将记忆材料的“自然性”等同于熟悉或有意义,将不熟悉刺激等同于随机刺激;(2)一些研究表明,对非随机刺激,记忆中的专长效应还与任务控制有关系;(3)随机刺激在有些领域无法被界定,如医学领域。

  然后,他们借用Gibson(1966)的观点,即:“What”类问题应该先于“How”类的问题,只有在前一类问题被解决后,才能解决后一类问题。这一观点反映在记忆中专长效应的研究,就是必须先明了专长效应的现象,然后才能理解导致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或机制。因此,为了回答过程式理论中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Vicente&Wang就提出自己的产品式理论,即CAH。

  产品式理论是不涉及心理学机制的一种理论,主要回答记忆中的专长效应在何种条件下会发生及其表现程度。在CAH中,Vicente&Wang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环境(也就是问题领域)对专长有何限制?(2)在何种条件下,存在专长优势?(3)有哪些因素决定专长优势的大小?

  为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借用Gibson(1969,1991)所提出的有关注意的“特异性理论”,从生态学角度,将技能获得过程(在本研究中就是记忆行为)视为一种对环境约束条件的适应。此外,Vicente&Wang还借用Rasmussen(1985)的“抽象等级结构”

  概念,以描述专长领域内的目标关联约束。

  在这两个前提下,Vicente&Wang认为,通过将环境约束进行抽象等级化,研究者就可以按照详细一抽象维度,来描述记忆中各专长现象所体现的环境条件,并可以根据环境条件的等级程度,预测专长效应的大校例如,按照CAH理论,当专家对高度结构化刺激中的目标关联约束比较适应时,专长优势就比较大;而在结构化程度不够的刺激中,专长优势就小;在结构化程度最不明显的刺激中,专长优势则非常小;如果没有目标关联的结构,专长优势就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Vicente&Wang认为,抽象等级结构可以很好地界定随机刺激。

  因此,Vicente&Wang认为,CAH理论具有两点其他理论不具有的优势:一是能比较好地预测记忆中的专长效应;二是为实验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研究专长的方法,即选择性排列某些具体约束或者某类约束。在提出了自己对记忆中专长效应的观点后,Vicente&Wang分析了记忆研究中一些矛盾的实验现象,并按照CAH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这些以往看似无法调和的结论。

  2.记忆中专长效应的辩论

  针对Vicente&Wang提出的CAH及对自己理论的批判,Ericsson和Simon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对该假说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而Vicente也再回应了他们的批评。这场批判和反批判,给人一个深刻印象是,三群人各有各的独特辩论方式:Ericsson注重客观研究数据和完整理论体系,Simon强调研究发展脉络,而Vicente强调从更广视野来思考问题。

  (1)Ericsson等人的回应

  Ericsson等人的回应,主要基于自己的专家行为研究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从事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在讨论由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研究者所收集的资料时,必须在所研究的经验现象中的概念和一般特征上达成一致,然后才能进行某种有意义的交流。”①这一观点,具体详述为:

  第一,由于Vicente&Wang的CAH没有详细界定“专家”、“新手”、“入门者”和“自然性材料”等概念,因而他们的理论无法明确指出什么是专长优势。Ericsson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发现Vicente&Wang理论中所指的“专家”,既有经过一两节课学习后的学生,也有在领域内具备大量知识的有经验的人。而在Ericsson的理论体系中,专家往往指那些在专业领域内,经过长达十年练习或准备后的人。因此,“专家”含义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得不同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第二,Vicente&Wang从19个不同领域的51项研究中,所总结的“在有意义刺激上的记忆行为水平,与领域专长具有高度相关”这一结论①,存在数据上的缺陷。他指出,这些研究中的一部分,并没有测量“领域专长”,而仅是通过从事领域活动的时间长短来推论的。!这种做法值得质疑,因为一些研究表明,从业时间长短与领域专长没有实质关系。此外,Ericsson指出,专长效应与“虚构”任务上的行为水平,甚至是自然任务上的行为水平,并没有直接关联(具体见对Ericsson的介绍)。

  第三,LTWM假设对“虚构”任务上专家的行为解释力度不够,这是Ericsson一种有意识回避。在他看来,“虚构”任务并不是专家在自我领域经常遇到的典型任务,对它的研究并不能揭示专长的实质,所以Ericsson将LTWM的假设仅限于可获取专长实质的典型任务上。如要解释“虚构”任务上专家的记忆优势,Ericsson认为,LTWM也能做到,这就是,如果调节典型任务上专家行为的认知过程,与调节“虚构”任务上个体行为的认知过程,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那么就可预测专家在“虚构”任务上的表现,其规律是:越相像,专家的优势越大;越不同,专家的优势越校

  第四,调节专家在“虚构”任务上的记忆表现,除了目标关联的环境约束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如采用记忆术,刺激呈现时间长短等。而这些因素在CAH中都没有得到反映,因此Vicente&Wang更多看到外部因素对任务操作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些外部因素所导致或引发的内在心理过程的作用。

  第五,在Vicente&Wang用CAH来解释某些实验研究结论时,存在数据理解偏差的情况。例如,Vicente&Wang在引用Coughlin&Patel(1987)的研究中,曾使用了一组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而恰(Chase&Ericsson,1982;Ericsson&Staszewski,1989)和LTWM理论(Ericsson&Kintsch,1995),它们运用检索结构来解释众多领域的专家型回忆现象;二是组块理论的直接发展,EPAM—TEMP(“带有模板的EPAM'’),它包括EPAMⅣ(Richmanet址•,1995)和CHREST,都能预测专家行为的过程和结果①。通过进一步分析,Simon等人认为,EPAM—TEMP理论根本不存在Vicente&Wang所认为存在的问题,这一理论能够解释“虚构”任务上专家的行为。Simon甚至认为,在CAH和其他一些理论只能预测某领域内专长优势的情形下,EPAM—TEMP甚至能从量上来预测该专长优势的大校

  最后,与CAH理论中只关注目标关联信息,并仅据此来预测专家行为相比,Simon认为,LTWM和EPAM—TEMP这类过程式理论,并没有忽略行为与目标的关系以及行为的适应特性,甚至能考虑更多的因素,如个体加工信息的时间等。因此,对记忆中专长效应的影响因素,过程式理论比产品式理论考虑更多,而非更少。

  (3)Vicente的再回应

  针对Ericsson和Simon的反应,Vicente总结了他们质疑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CAH对专家记忆的解释并不是新的,二是其他理论并没有Vicente&Wang所指责的某些缺陷。然后,他作了如下反应:

  首先,Vicente强调CAH与其他理论是:(1)环境理论与心理机制理论之间差异;(2)产品理论与过程理论之间差异;(3)批评一个理论与反对一个理论的区别。尤为重要的是,Vicente强调该理论是从生态学角度阐述的,旨在建立一种环境模型,这必然与传统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假设有所冲突,同时也可能在术语沟通上存在障碍。

  其次,Vicente认为,从生态学与心理学结合的角度,CAH理论是一种新的理论。相比较LTWM和EPAM—TEMP理论只注重专家的心理活动,CAH则兼顾了个体的认知过程和外在环境,强调机体对环境的适应特性,并且对环境描述尤为突出。

  最后,Vicente坚持认为,其他理论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例如,Gobet&Simon的模板理论,其数据来源仅限于国际象棋领域,那么凭什么将该理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中去呢?而Ericsson的LTWM中的核心——“检索结构”,除了在数字记忆广度研究中有比较明确的形式和内容外,在其他领域,这种检索结构的形式和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因此,在Vicente看来,这些理论都犯了“数据效用夸大”的毛玻

  二、更多的对立观点

  上面这场争论,其意义不仅仅涉及如何来解释专家记忆,更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专长心理学领域的某些概念以及对专长研究持有何种科学态度。与这类具体问题争论相似,前面章节也涉及不同研究者对某些主题的观点对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专长的实质:知识观对能力观

  关于专长的实质,一方面,以Simon,Glaser&Chi为代表,他们主张知识在专长中起首要作用,另一方面,Ericsson主张个体获得的能力或认知机制,比知识本身更能影响专家的成长。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知识观与能力观:(1)在前提假设上,前者认为,在专长获得过程中,个体的一般信息加工能力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后者虽然同意这种观点,但还认为某些与专门领域有关系的认知能力会发生变化,因而获得某些特殊的认知技能,如LTWM、计划等;(2)在被试选择上,在前者的研究中,专家既包括学生,也包括实际的专家,这暗含一个假设,即“有优势的人就是专家”,而在后者的研究中,侧重选择至少有十年领域经历的专家,这暗含的假设是“某领域各方面优秀、杰出的人就是专家”;(3)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侧重研究某类学习活动可能导致的变化,并将之与没有进行该类学习的人进行比较,而后者强调在实验室内,在所给出的领域典型任务上,个体表现出的行为能反映专家行为的调节机制。

  2.专长的获得:自动化对意识控制

  关于专长的获得,一方面,Anderson强调程序性知识的自动化,Stenberg唱强调知识被“打包”至不受意识控制的局部加工系统;另一方面,Glaser&Chi认为学习的动力已从外界环境转向学习者个体,也就是学生能进行自我调节性学习。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自动化对意识控制:(1)在所研究的学习类型上,前者侧重技能成分比较多的学习活动,特别是简单的技能活动,如开车,后者侧重知识或策略成分比较多的学习活动,如写作、医学诊断;(2)在研究目的上,前者更多是探讨技能形成过程中的变化,如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转变等,而后者更多是探讨专长各成分在领域学习中的交互作用,如特定知识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等。

  3.专长的迁移:限制观对提高观

  关于专长的迁移,一方面,Stenberg唱强调专长获得的代价,Anderson认为专长的迁移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另一方面,Ericsson认为个体由于获得一些认知机制,其专长可得到持续发展,Bere如r&Scadamdia认为专家的心智资源可以再利用。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限制观对提高观:(1)在迁移对象上,前者更多是指一个领域或活动的学习对另一个领域或活动的学习,后者更多是指在本领域内进一步学习或提高;(2)在对专长的理解上,前者要么考虑社会因素,要么考虑技能之间的相同成分,而后者更多认为专家获得了一类专属于该领域的特殊能力,因而具有较强的持续学习能力。

  总之,包括前面介绍的那场争论在内,上述观点之所以对立,其原因可能在于各研究者不同的理论知识背景和所依据的资料类型。如果追随他们,去辩论谁或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其他人的观点就有问题,那么,必然会陷入“人云亦云”的境地。

  三、问题原因探析

  与其关心引发这些争端的问题以及支持或批评不同研究者的观点,不如从这各种争论中,分析一下专长心理学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主及反思如何来研究各领域专家的优势表现。从源头上讲,上述争端问题突出表现在:(1)专长心理学中术语的不规范性;(2)研究数据的不一致性;(3)理论解释的局限性。究其原因,具体可以细分为以下五方面。

  1.在认知心理学框架内来研究专长的实质,这种方法本身就有一定问题

  在心理学方面,主要是认知心理学,更为具体的说是信息加工心理学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范型下,对专长的理解始终无法摆脱“知”或“能”的束缚,对某些“专长”与“专家”脱节的现象虽然有所意识,但仍然在许多试验研究上忽略了这一点。例如,以年龄来判断专长是否拥有,以基本能力甚至智商高低来选择专家等,这些做法使得研究者在分析实验数据和总结实验结果时往往感觉无从下手,或者会遇到研究之间结论本身就矛盾的现象。

  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学(例如Sternberg的认知能力归因分析、Bereiter&Scardamalia的专长社会性反思观),还是从生态学(例如Vicente的CAH理论),还是从人工智能,对专长的研究应该吸纳更多学科参与,从而得出更富有创造性的结论。从不同角度所得出的结论,有时虽矛盾,但这种矛盾只是暂时的,在某个时刻或某个研究阶段,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正如“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但一旦能睁开眼睛,矛盾立即调和。但与盲人永远没有重现光明的时刻相比,专长心理学研究者必然能有一天揭开专长的谜底。所以,从这层意义上,专长研究中的矛盾、冲突或争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观察和研究专长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

  2.即使在认知心理学框架内,专长心理学的规范尤其缺乏

  以认知心理学方式来研究专长,最典型的做法是,必须首选专家和竺下:但哪些人够得上“专家”呢?在这一点上,Ericsson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研究专家行为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但是,这种努力仅限于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衡量专家的最简单标准是:只要甲在某类任务上比乙出色,甲就是专家。从常识意义上来界定的这类专家,对其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最多只能描述专家的各种行为表现,而对特定领域的实质性问题探讨没有任何作用。例如,在教学领域,只描述教师的行为特征,仍无法知晓专家教师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及其过程。

  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专长研究者缺乏深厚的专业领域知识功底(指所研究的专长领域方面),无法“自上而下”思考某领域的专长,而只能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一类描述性或总结性研究,更无法对现象的本质有实质性思考。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de Groot的工作,他树立了专长心理学研究的“典范”,既是国际象棋大师,又是心理学专家,其结论说服力极强。可惜的是,顺从者寥寥。

  3.研究方法的制约,直接导致研究本身的价值有限

  尽管Bereiter&Scardamdia对专家一新手比较研究范型有这样那样的指责,大多数研究者也意识到该研究范型的缺陷,但依旧囿于该范型。因此,除了看到众多“专家比新手优,比新手怎样”的结论外,所能见的结论类型并不“五彩斑斓”。到目前为止,从纵向发展角度来研究专长的实例并不多见。在这一点上,又不得不佩服Chase&Ericsson(1982)的工作,他们的熟练记忆理论之所以提出,是历经四年研究的最终成果(1978—1982)。值得注意的是,对被试DD的研究,不仅导致熟练记忆理论及其发展(Edcsson&Staszewski,1989>,更是Richmanm,Staszewsh&Simon(1995)的EPAMⅣ模型提出的基矗由此可见这种长时间追踪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的非常价值。因此,专长心理学研究如果不作研究方法取向的转变,将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数据筛选方法,直接影响研究者的结论,甚至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

  正如在上面争论中所看到的,数据来源的真实可靠性,是研究者作出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待同一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引用了为自己观点作辩护的不同数据,从而得出不同甚至是对峙的解释。因此,筛选何类数据,在专长心理学研究中尤为重要。在这一工作上,必将体现研究者思考问题的严密性、逻辑性。例如,对专长心理学研究中,有关专长优势的结论,一般应附加一些条件:(1)专长优势所体现的任务与该领域典型任务的关系;(2)刺激呈现,这包括持续时间、方式(如视觉还是听觉)、速率等;(3)指导语与被要求任务之间的关系;(4)即时任务还是延时任务;(5)被试是否真正为该领域的专家;等等。正是这些条件的缺乏,才使得Vicente的CAH招来其他研究者的非议。

  5.不顾专长研究的特点,一味追求领域成果的新颖性和独创性

  专长心理学研究的历史比较短暂,因而有研究者认为它比较“年轻”,而忽略该领域发展的过程。Simon对Vicente的CAH的评价,更多是认为它与“历史”的隔离。这一批评,切中这个新兴研究领域中多数人的一个心态:急于求成。殊不知,这个领域的研究恰恰是不能急于求成的,这是因为任何领域内专长的发展都要经历十年时间,而真正揭示这一转化过程及专长的实质,至少也应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可能去细致描述这种由新手向专家的转变。

  四、一种理想的研究情形

  专长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迫使研究者去构思研究专长的理想棋形。从现有的研究状况出发,这一理想情形至少应包括:(1)一套规范的专长研究术语,这包括如何界定“专家”、“新手”、“专长”等概念;(2)一种比较合理的思考专长的框架,这涉及行为层面、知识层次、能力发展、认知操作过程等;(3)一类描述研究结论的统一语言,这涉及对各结论适用范围及其条件的描述,以便于比较和分析;(4)理论及实证研究者本人,既是心理学家也是所研究领域的专家;(5)将要研究的专长表现,既有实验室控制条件下的,也有实际任务环境中的;(6)研究方式既有专家—新手比较,更有不同层次水平上个体行为分析,甚至有对个体从新手到专家的追踪调查。上述这种专长研究的理想情形,不可能在各类研究都能达到,借用Sternberg专长原型观中“原型”概念,只能要求各类研究与这些理想标准,尽可能地相似或接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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